評價當前安全生產，工作要求不可謂不嚴，措施不可謂不多，工作的力度前所未有。但毋庸諱言，現在抓安全，很大程度上還未擺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靠運動式、突擊式和政府管理來推動，眾多安全生產深層次問題還未有效解決，沒有真正掌握安全生產工作的主動權。

　　現階段安全生產深層次問題何在？安全生產長治久安出路何在？結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和幾年來重慶安全生產實踐，提出以下商榷觀點。

　　一、安全生產深層次問題的主要表現

　　當前，安全生產深層次問題不僅表現在安全生產領域的內部因素方面，更主要表現在對安全生產影響重大的事故直接誘因的根源、外部的客觀環境、歷史沉淀的痼疾和發展中的變化因素。

　　（一）非正常利益驅動——事故直接誘因的根源

　　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這個由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追求物質財富成為全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片面追求經濟利益，不僅影響了經濟可持續發展，而且已十分直接和嚴重地影響到安全生產。

　　表現之一，老板壓縮安全成本追逐最大利潤。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相當一部分企業還未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導致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壓縮成本，節省安全技術培訓、安全設施、勞動防護用品的開支，造成事故易發和職業危害高發。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有一半的貿易糾紛來自勞動保護條件達不到世貿標準。

　　表現之二，老百姓為改善生活條件冒險謀生。目前，相當數量的煤礦和一些作坊式小企業的安全條件十分惡劣，這是眾所皆知的。但由于受家庭困難和謀生技能單一所困，務工人員還是被迫接受明顯威脅生命安全的危險條件，在高度危險的場所勞作。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力勞動群體，大批農民成為“工業敢死隊”，使不具備基本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擁有豐富的廉價勞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些企業不會因缺乏勞力而影響生存。據近期公布的情況表明，全國現有80%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未簽訂勞動合同，有的卻簽訂了“發生事故企業不負任何責任”的“生死合同”。一些企業由于私招亂雇，人員管理混亂，發生事故后連人數都搞不清。

　　（二）全民安全意識差——當前安全生產的普遍問題

　　國家安監總局李毅中局長提出的安全生產“五要素”，把安全文化，即安全意識擺在首位，寓意深刻，切中要害。

　　表現之一，安全意識貧乏導致事故高發。長期以來，由于經濟不發達，社會文明程度不高，全民文化素質低，加上安全宣傳教育的普遍性、有效性差，導致全民安全意識低下和從業人員個體素質差。一些從業人員既是安全生產的違法者，又是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安全意識差已成為事故高發的一個主要原因。2004年重慶石柱縣“9.25”翻車死亡50人事故（其中學生33人），遇難者有學生、農民、電信職工、工商所副所長、小學教導主任等社會各階層人員，在車輛嚴重超載和經過的漫水橋洪水陡漲的情況下，竟無人堅決阻止冒險行駛。

　　表現之二，缺乏相應的教育培訓機制。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達40%，已有1億3千萬農村勞動力轉移，還有1億農民等待轉移，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這些農民工多數干的是苦、臟、累、險的礦山、建筑等勞動密集型高危行業，但企業和政府有關部門應組織的安全技術培訓沒跟上，一些企業甚至沒進行任何培訓。

　　（三）經濟快速發展和增長方式落后——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外部壓力

　　表現之一，經濟快速增長而安全保障能力滯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與此同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資源和基礎設施的剛性需求形成安全生產的巨大壓力。一是煤礦方面。由于電煤需求大，推動企業超能力生產，也常常使政府對違規企業停產整頓等處罰措施的落實打折扣。二是交通方面。公路建設發展迅速，私家車等機動車輛增長迅猛，很大比重的農村公路達不到通行車輛的標準，但農村居民出行和農副產品交易必須依靠道路運輸，摩托車等非法運營查處難度大。

　　表現之二，落后的增長方式加劇了安全問題。經濟快速發展，企業數量增加，經濟總量擴張，但落后的增長方式沒有根本改變，還是靠拼設備、增加勞動強度、粗放經營支撐增長，缺乏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提升能力。甚至有些地方和企業是靠犧牲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來換取局部的經濟利益。據統計，我國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鋼材、8%的石油、45%的水泥，創造了全世界4%的GDP。

　　（四）安全生產基礎脆弱——重特大事故頻發的客觀因素

　　表現之一，脆弱的安全基礎承擔著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壓力。經濟高速發展，但安全生產的基礎未相應加強。一些重化工基礎產業和道路交通現有的安全基礎條件已不能支撐。一是煤礦方面。據調查，我國煤炭產量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沒有安全保障能力的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全國國有煤礦安全欠賬500多億，有三分之一的設備要淘汰。重慶南桐、天府等國有重點煤礦，至今還在使用50年代前蘇聯生產的風機和絞車等關鍵裝備。一些鄉鎮煤礦安全條件和生產工藝可以用“原始”來概括。二是化工方面。一些幾十年前建廠時在郊區的化工企業，隨著城市的擴張，很多已處于人口稠密的城中。加上這些國有企業歷史包袱重，生存難以為繼，安全投入和安全設施捉襟見肘。重慶天原化工總廠2004年“4.16”氯氣泄漏爆炸事故，迫使疏散了15萬人，影響嚴重。三是道路交通方面。道路交通特大事故高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危險路段沒安裝防撞護欄等安全設施，不具備基本的客運安全保障能力，車輛一旦翻入懸崖，必然車毀人亡。2004年重慶發生的4起特大交通事故，有3起發生在沒有防護欄等安全設施的縣鄉道上。

　　表現之二，缺乏突發事故災難應對能力。近幾年發生的重大事故災難，暴露出全社會嚴重缺乏應急救援的應對措施。2003年位于重慶開縣的中石油川東鉆探公司發生“12.23”井噴事故，由于沒有任何應急救援措施，致使附近243名農村居民死亡。2005年中石化吉化公司雙苯廠發生“11.13”爆炸事故，應急響應遲鈍，造成了嚴重的生態污染。重慶前幾年發生的多次特別重大沉船事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嚴重缺乏自救知識和能力，船上的救生衣無一人穿戴，形同擺設，“救生衣不救生”，沒起任何作用。

　　表現之三，缺乏改善安全條件的社會輿論支撐。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安全基礎條件的改善跟不上經濟發展步伐。煤礦安全問題之所以突出，其根源在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煤炭的生產、銷售、價格都實行國家“統配”，煤礦主要體現社會效益，沒有經濟效益，長期承擔著應由全社會共同支出的能源開采成本，在市場競爭中處于絕對劣勢。其表現在行業對比的各個方面，僅職工的收入就見一斑。如，2002年重慶國有重點煤礦職工與火電廠職工的年收入之比是8000元比8萬元。而近幾年重慶國有重點煤礦井下一線礦工的收入，受電煤價格的限制和安全補欠投入的影響，幾乎沒有增加，月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礦工這一高風險職業不僅沒有高回報，而且低于市場平均水平。而國外勞動力市場，是高危險高薪水，因為勞動報酬中含有冒險價值。近兩年，市場經濟的規律開始“賜福”煤礦，煤炭價格與價值嚴重相背的歷史癥結開始“解套”，煤炭價格按應有價值上漲，給改善煤礦安全基礎條件帶來一線希望。但社會輿論卻利用少數個體煤礦老板的過度消費現象，對長期處于弱勢的煤礦冠以“暴利”加以譴責。目前，煤礦的所謂“暴利”實際是“假暴利”，它是建立在礦工低收入、安全投入不足、違法違規生產“帶血煤炭”的基礎上的一個短暫現象。如果煤礦的生產成本和安全成本達到現行市場可比標準和國家煤礦安全法律法規標準應有的成本支出，煤礦將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煤礦的危險和礦工及家屬的血淚非常需要全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否則只能燒“帶血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