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副語言，比如在采訪中記者適時使用沉默，使用非語義符號（語調、音長、重音、語速及停頓等）控制采訪節奏。

關于客體語，對外表形象的重視也是采訪技巧中的重要環節，不管是什么樣的事故，新聞記者都要保持整潔大方的形象，妝容上應該素顏淡妝打扮，頭發不要燙染，不要有奇形怪狀。

關于環境語，無論是煤礦安全生產事故新聞采訪還是其他類型的新聞采訪，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進行的，時空語言的巧妙運用是采訪獲得成功的重要條件。時間語是環境語中傳遞信息的重要手段，在煤礦安全生產事故新聞采訪中，記者應掌握一定的時間語言技巧。一是采訪時間的把握，二是停頓時間的把握。另外，記者還應注意采訪的地點和周邊環境以及與采訪者的距離等空間因素。

煤礦安全生產事故新聞報道在起著信息傳播的作用的同時，又起著輿論導向的作用。眾所周知，新聞媒體是政黨、政府、社會集團的輿論工具。它開發、傳播信息，提供信息服務，在一定程度上那也是為了引導輿論。

作為一名新聞傳播者，應該做的除了向受眾如實地報道，還應該傳遞一些正能量。因為一味地進行負面報道的宣傳只會令人由唏噓感慨到無奈麻木。

不回避事故，直面事故的悲劇性質，但又不是被動、消極地被事故牽著鼻子跑，而是主動積極地采集黨和政府及人民群眾事故救援的事實，熱情謳歌事故中的壯舉、義舉，在新聞中融入科學和理性，給人以正確的輿論導向，激發起廣大干部群眾的信心、力量和希望，這是煤礦安全生產事故新聞所必須高揚的時代主旋律。記者在報道中必須圍繞這一主旋律挖掘材料。記者千萬不可憑一時的感情沖動，不分主次地亂采一氣，一定要堅持主旋律。

有的媒體和記者在重大突發礦難事故到來時，屈服于政府或某些部門負責人的壓力，或者經不起名利的誘惑，對事件采取避重就輕的態度，結果讓事態的真相不能公之于眾。如山西繁峙礦難事件中，一些媒體記者接受所謂的“封口費”，失守新聞倫理底線。

煤礦安全生產事故報道屬于新聞報道的一種，真實性原則依然是其基本的原則。但是，特殊的環境對報道的真實性帶來了更多的不利因素。

不管是事故的受害者還是救援者和志愿者，險境所造成的恐懼感無法徹底根除，這些人在接受采訪時可能會夸大事實。如果媒體從業者將這些原生態的采訪材不經核實寫下來或直接播出，事故報道的真實性將受到挑戰。

捍衛報道的真實性，對于傷亡和損失的信息，盡量多方采訪以相互佐證。2000 年 1 月 11 日，徐州礦物集團下屬大黃山煤礦發生重大漏水事故，在當地指揮部門沒有發布遇難礦工人數的情況下，一些媒體根據礦區內的小道消息做了猜測性的報道，對搶險工作造成了負面影響[3]。

捍衛報道的真實性，需要媒體從業者追求自己視閾內見聞的精確性。對于傷亡數字以及單位的經濟損失數字，最好依據權威機構發布的數字，不宜直接轉述被采訪對象所介紹的數字。報道者避免直接采信具體的數字，是因為事故受害者及單位也有自己的欲求[4]。

新媒體改變了信息采集、發布方式，這就客觀上要求新媒體的“公民記者”們尤其要重視新聞的真實性。在把關環節上，把人工把關（編輯把關）和技術把關結合起來，實現最佳的把關效果。同時，加強新媒體報道的服務性。???

很多成功的煤礦安全生產事件的現場報道為探討記者角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記者主動參與到新聞中，在追求新聞現場效果，展示新聞過程的同時，由新聞事件的觀察者和探索者轉變為新聞事件的參與者，并且在新聞傳播的“前臺”與“后臺”間來回穿梭，承擔記者和救援者的多重角色。參與已經成為一種職業慣例而被業界和受眾所接受。

但是，“新聞記者臨場發揮參與新聞應該有一個基本的限度，這個限度就是新聞記者自身的職業角色定位以及事先準備好的應急方案”。煤礦安全生產事故一發生，首要的就是救援工作的迅速展開，以挽救人的生命為第一要義。作為記者來說，在現場，就必須要考慮到這一點，記者的工作必須是在不影響和妨礙救援工作的前提下再去開展。

人們不會忘記王家嶺礦難驚心動魄的大救援，153人被困，115人成功升井獲救，是中國礦難搶救史上的奇跡。在醫院院內有來自多家媒體的二十多位記者扛著攝像機、拿著照相機“圍追堵截”救護車的情景：在院子里從現場來的救護車上往下抬傷員的時候，下面的一位女醫生要從醫院推送車的一側到另一側去，卻被記者群堵住通道無法通過，只好從記者的人堆里吃力地擠過去；在醫院的樓道里，有一位女記者拿著小型攝像機在走廊里與推傷員的車擠在了一起，吃力地掙扎才擠出去，影響了推送傷員車的行進；在推送傷員的車行進時，記者不停地拍攝，有的還問醫護人員問題，使行進車速度放緩，讓醫護人員甚是惱怒。而央視的一架攝像機支在了過道的盡頭，很遠處拍攝推送傷員的車，記者沒有上前采訪。兩相對比，孰是孰非自明[5]。記者在報道煤礦安全生產事故時，不要在現場礙手礙腳，影響正常的救援工作。

記者在煤礦安全生產事故現場進行報道時，除了要注意自身的角色定位，恰當的開展工作之外，也要注意一些問題。

對于記者來說，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是職業對其提出的要求。如果這個現場是一個煤礦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現場，那么，記者到達時可能危險的情形還沒有消除，或是潛在的威脅還存在。這時，記者要對現場的環境安全有一個自己的評估。媒體的從業者常會提到說“相機在我在”、“攝像機在我在”等等，這是出于對職業的一種熱愛。但是在危險的環境中，設備重要還是記者的生命重要？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到了現場之后，記者要對現場的情況有判斷，不光要保護要手中的采訪設備，更要保護好自已。這不是退縮，而是強調記者在現場不要盲目和沖動。

誠然，記者在報道時要注意保護傷者、逝者及其親屬不受傷害。但是在現場，在報道和目睹大量悲慘的事件、悲情的故事時，記者很容易遭受精神混亂的威脅。對于記者來說，保護好自身的心理健康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感受強烈或是感覺十分糟糕時，要及時向專業人員尋求心理咨詢和心理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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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煤礦安全生產事故報道倫理準則，媒體及其從業者應遵守“有所為”和“有所不為”（《論語·子路》）的準則。有所不為強調的是媒體從業者在事故現場的活動要有所禁忌，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傷害、妨礙他人的行為，寧等一分絕不搶一秒。所有的報道活動，不能影響正常的救援工作，不觸及國家安全這根紅線。同時，準則還包括了“有所為”。對于事故現場中的緊急情況，媒體從業者既是媒體的代言人也是救援預備人員，關鍵時刻暫時放棄自己的采訪報道身份，以挽救生命為最高使命。安全生產事故報道中的媒體從業者和被采訪對象，他們之間已經不是單純的采訪與被采訪、報道與被報道的關系，首先是尊重與被尊重的關系，這種關系也是人類交往中最為基礎性的關系。即便是記者第一個發現受害者的，只要受害者生命存在危險，此時此刻的記者應首先盡做人的義務，幫著受害者脫離生命危險。其實，救助的過程，同樣可以成為報道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