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分散的煤炭法、能源法、勞動保障法，到以安全生產法為核心的安全生產法學體系的形成，我國的安全生產法學研究取得長足的進步，法學工作者應從中立和客觀的角度來審視安全生產法學對社會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我國煤炭法已有多年且歷經幾次修改，面對安全生產法的修訂和變革，煤炭法作為安全生產法的關聯法，需要重新審視和作出應對，從而推動安全生產法學成為真正的科學。本文從煤炭領域的實證研究角度，探索安全生產法價值選擇對煤炭法研究方法更新的作用，以期對安全生產法學的長足進步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關鍵詞：煤炭法；安全生產法；再選擇；方法論的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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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曾指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是本來的人，這是和公民不同的人，因為他是有感覺的、有個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只有利己主義的個人才是現實的人，只有抽象的公民才是真正的人。”^①

十幾年來，安全生產法學從無到有，從行政指令到煤炭法、能源法、勞動保障法，從價值判斷到制度選擇一直在大踏步地前進。現在，人們都把目光和焦點對準新安全生產法，而法學研究者要把目光移向與安全生產關聯的眾多領域，反向推進不同領域的法對安全生產法變革的應對和銜接。目前，我們的安全生產法學不管是理論或是實證都偏重描述。雖然有學者在安全生產法律保護領域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方面就此嘗試解釋、推理，但是在煤炭法、煤礦領域一直被忽視，在安全生產方面，更無此方面的論證。這種現象與我國煤炭法一直定位于完善我國煤炭法律法規體系，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煤炭資源，規范煤炭生產、經營活動，促進和保障煤炭行業有關。

傳統的安全生產行政法學認為構建安全生產秩序的核心的關系是“政府——組織（企業、個人）”和“公共利益——個人利益”的二元結構，并形成自身的法律價值選擇，學者們沿著這種思路展開對法律的研究。最終認定：執法和監管的行政機關視作超越于個人之上的主體，官員和工作人員形成的機關集合體利益不同于普通公民的利益訴求。換句話說，支配行政管理機關的是尋求和促進公共利益，后者則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者。在這種理念下，制定相關法律的人站在“人民政府”和“公共利益”的旗幟下，把每個人作為真實自然人的個人利益模糊化了。[1]是否可以讓制定法律的人站在安全生產被監管者的地位和需要被政府服務和保護者的地位，如普通公民一樣考慮并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安全生產法的修改讓我們看到了二元結構的改變，看到了國家和行政機關在處理安全問題上對“人”的重視，這個“人”并不是模糊的整體，而是清晰的個體。這種對“人”的選擇被認為是安全生產法最大的價值。若是此種價值選擇適用于現有的煤炭法又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呢?現有的煤炭法構建的防控又是否是“最佳”的安全生產制度呢?

論文以安全生產法的價值導向即公共選擇理論核心基礎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重新審視煤炭法研究方法。將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1)現有安全生產法中的幾個控制體系及其對煤炭法的反思；(2)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在煤炭法的實證研究方法中的選擇與適用分析；(3)煤炭法的制度設計的路徑發展。

??一、安全生產法的多元控制體系及其對煤炭法的反思

新的安全生產法以安全生產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出發，從強化安全生產工作的擺位、進一步落實生產經營單位主體責任，政府安全監管定位和加強基層執法力量、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等四個方面入手，著眼于安全生產現實問題和發展要求，補充完善了相關法律制度規定，在安全生產法中體現了四個控制體系：

1、安全生產事故事前預防控制體系。以人為本、預防控制的思想貫穿在安全生產法的始終。從源頭上控制、預防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這種預防控制理念不僅體現在安全生產法的立法，還體現在具體的法條里。既有對行業的準入許可規范又有監管主體的新設督查制度。分別體現在安法第3條、第38條、第46條、第67條、第94條等，主要包括：明確生產經營單位必須建立生產安全事故隱患排查治理制度；政府有關部門要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隱患治理督辦制度；對未建立隱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隱患的行為提前預警并處罰制度；對危害安全生產管理秩序的生產經營單位有強制其履行決定的權力；推行注冊安全工程師制度；建立注冊安全工程師按專業分類管理制度。

2、安全生產監管的執法體系。安全生產法的監管落實主要依靠執法，執法嚴格是這次安全生產法強調的重點。主要包括明確各級政府之間的安全生產協調機制；對各行業和各級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在名稱上整合；明確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作為執法部門的地位；將安全生產監管的主體擴大到鄉鎮人民政府和街道辦事處。就此形成了國務院領導下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和各級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的部門組成的執法體系。

3、安全生產監管的責任體系。安全生產監管的責任體系主要是落實安全生產經營單位的責任體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主體責任，明確安全生產管理機構和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包括安全生產的主要負責人和有關責任人）是安全生產監管的主體。主要體現在新安法第3條、第7條、第11條、第19條、第93條等。一是承擔責任的方式上，責任體系涵蓋了建立具體的懲罰措施、責任體系的考核監督、行政處罰、終身行業禁入、嚴重違法行為公告和通報制度信息庫的設立與通報，這些責任的承擔主要體現在新安法的第94條、95條等。

4、安全生產事故的救濟體系。新安法正式引入保險機制，鼓勵生產經營單位投保安全生產責任保險。就此形成了以勞動工傷、勞動安全、勞動工傷保險等為內容的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救濟體系。雖然保險制度只是法律上的可選擇項目，但對于相對人救濟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引進保險公司參與企業安全管理，也能有效促進企業加強安全生產工作。

四個控制體系所表現的安全生產法律是國家意志最強烈的表現形式，它通過對法律關系中的雙方權利義務的規范，來廢止或干預與之相沖突的意志表達。在這種明示、宣示性的強烈表達中，我們看到了新安法強大的拘束性，在還未發力之時就能顯示出其權威和震懾。而這種法律的修改主要體現了我國依法治國的理念和法理中關于法律保留原則的堅持，同時在此次新安法中更多地體現了安全生產中“人”的重要性。

當某部法律以人人可以識別的方式出現的時候，即便人們不知道它的性質，它仍是有拘束力的。通過正式公布，通過實際操作中的人們對該種法律的認可，形成對自身管理秩序的拘束力，人們就不會再否認這種管理執行力，這就是形成法律規范的能力；安全生產法作為在安全生產管理秩序中自行形成的國家意志，從自身的角度決定何種行為是正確的，不需要有特別說明什么，這種以法律形式出現的國家意志本身就表明了它是優先于其他國家意志的，它能廢止與之相沖突的意志表達，甚至是使對立的意志無法作用。并且法律只能通過法律形式廢止。這就是所謂的法律優先；法律是任何司法活動的基礎，所有的裁判都必須以法律為依據，沒有法律就沒有處罰。按照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行政機關只有在特殊的法律規定前提下才可以活動。[2]以法律這種最高位階的規范形式出現并賦予行政機關處罰和強制權就是出于對“法律保留原則”的堅持。這種選擇是煤炭法等關聯法中不曾明確但在實踐中展現的。另外新安法中的四個控制體系，對相對人的懲、控、防、治法律規范多元選擇，既包括風險行政防范的適用，也包括了重新對社會主體、對相對人的審視，充分展現了其鮮活、生動的生命力。防范與罰則是一方面，充分激發安全生產相對方積極性是另一方面，一部法律認識到自身的地位，不再僅僅強調制定者的要求，更能使相對人正視自己的價值。這正是煤炭法在價值上需要更新和改進的部分。2013年的煤炭法修改的幾個亮點，如“無許可證不得從事煤炭生產”改為“未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不得從事煤炭生產”、“取消了煤炭生產許可證和煤炭經營許可證，簡化了行政審批事項和過程”，這些方面是政府管理向科學化的表現；是向煤炭市場化放權和松綁的表現。并未很好地體現安全生產方面的新追求。而新安法的幾個控制體系既包括以國家為主體的監管內容，也包括以社會各主體展開的安全環節。因此，新安法不僅僅是管理法，也是分權法；不僅體現了國家監管的責任，也體現了法的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