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今年2月份披露：中國的GDP連續多年保持了8%的高速增長，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各種災害造成的損失也逐年上升。我國每年因公共安全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達6500億元，約占GDP總量的6%。這些問題每年奪去了20萬人的寶貴生命。回顧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程不難看出，多年來我們用非常低的勞動成本和非常高的資源環境代價換來了GDP的高速增長，而忽略了社會的均衡發展，沒能躲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歷過的痛苦。
　　一、不容回避的事實：中國正進入“風險社會”
　　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各種重大事故層出不窮：
1.安全事故總量居高不下，屢屢發生的重大和特大事故更具突發性、災難性和社會危害性.1990年至2002年，我國安全事故總量年均增長6.28%，最高時增長達22%。近年來，全國每年因安全事故死亡13萬多人，傷殘70多萬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500億元。全國平均每天發生7.2起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每周發生2.5起＿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月發生1.2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2004年，從1月1日到2月15日，全國共發生27起﹁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安全事故。
2.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重大突發性災害頻發。一些地區盲目追求經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掠奪式開發”，嚴重忽視了防災減災的戰略任務，人為地加重了自然災害，使社會承受災害的能力愈加脆弱。
3.火災等人禍也直接威脅著生命安全。現代城市人口、建筑、生產、物資集中的特點使火災更易發生；各種新型材料的應用使可燃物種類增多，燃燒形式及其產生物更加復雜，火災有毒氣體危害問題突出；各種新能源和電器產品的使用導致火災起因更為復雜、多樣和隱蔽；高層、復雜、超高建筑的增多使救援難度增大。
4.食品安全問題使人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嚴重威脅。食品在生產加工銷售過程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隱患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我國的環境保護意識差，生存環境質量不高，農業之外的環境污染直接危及農作物及其產品；而農牧業種植、養殖的源頭污染嚴重，農藥、獸藥濫用導致有害物殘留量超標。此外，各種假冒偽劣的食品充斥著市場，近年又屢屢出現了若干惡性食品安全案件。“食品恐怖主義”正威脅著中國百姓。
5.社會治安形勢嚴峻。近年來，國內的犯罪向動態化、組織化、職業化和智能化的趨勢發展，全國公安機關所立刑事案件年均上升幅度為24.7%，刑事案件的總量年均達300萬起以上，各類刑事案件死亡人數年均近7萬人，直接經濟損失400億元；經濟犯罪涉案金額平均每年都在800億元以上，違法犯罪形式趨向多樣化、復雜化，甚至走向國際化。尤其是，高新技術的發展給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提供了現代化的作案手段。
二、公共安全事故頻發的原因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公共安全事故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從國際統計數據觀察，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間的時候，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發期。這個時期，經濟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往往新舊觀念相互碰撞，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動，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如果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就會加劇城鄉差距、阻礙第三產業的發展，并最終導致整個經濟的失調；如果社會管理相對落后，公共服務不能普遍惠及廣大群眾，就會滋長不滿，并導致事故頻發、社會無序、行為失范等諸多社會問題；如果收入差距拉大、就業增長緩慢、腐敗問題加劇，就很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與此同時，社會消費結構將登上一個新臺階，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參加公共活動、出外旅游、私人購車等行為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事故的發生機率。這些問題在我國已經顯露。另外，近幾年，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因人口集中、生產經營集中，對各類事故、災害、突發事件往往有“放大”作用，同時城市本身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安全隱患。城市內部復雜的關鍵基礎設施之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遇重大安全問題，容易產生連鎖反應，造成重大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在這一方面我國城市規模迅速擴大與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管理水平之間的差距拉大。例如今年7月，京、滬突降暴雨，北京市41處路段積水，2500多輛汽車被淹，凸顯出現代城市發展與公共安全設施的配套存在差距。北京城區原有設計的排水管網很多都是解放前設計，排放能力不夠、排水標準比較低，專家認為，污水處理系統與城市環境建設和市民生活雖然息息相關，但是由于投入大、運營費用高、外界又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地方政府領導并不重視。
　　但是，當經濟足夠發達，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和人們的減災防災意識達到較高水平的時候，公共安全事故反倒會逐漸下降。大量事實表明，通過事先的安全投資，把事故和職業危害消滅在萌芽狀態，才是最經濟、最可行的安全建設之路。研究顯示，安全保障措施的預防性投入效果與事故整改效果的關系是1：5的關系。安全就是效益，加大安全投入，依靠先進的科技手段和先進的設備，是有效避免重大事故發生的根本所在。
　　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公共安全問題屬于公共產品范疇，是運用公共權力的政府必須向公民提供的服務。我國公共安全事故的高發將多年來公共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漏洞集中暴露出來。一是在我們生存和發展的全部價值判斷中，忽視生命的僥幸心理經常占據上風，而“經濟增長”幾乎總是第一位的。從而造成政府有關部門對公共安全的責任意識不強，缺乏危機意識，企業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無視公共安全領域的法律法規，造成大量事故隱患；
　　二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門缺乏權威，公共安全的監管機制不健全。所謂管理，也僅限于送達“限期整改通知書”。例如，我國近年來出現的若干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就充分暴露了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機制存有嚴重問題。反觀美國，在食品安全領域有著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嚴密的監管體系，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等機構在食品安全標準制訂、審查批準和市場規范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已成為不少國家學習和借鑒的榜樣。
　　三是缺乏成熟的危機應對機制。迄今為止，我國的應對措施仍僅局限于部門或地區性、行業性，還處于被動反應的模式。我國危機管理留有濃厚的計劃經濟痕跡，條塊分割嚴重。在危機應對方面，橫向上是分散管理，即按照突發事件的類型由相關部門進行專門管理；縱向上是集中管理，由中央集中統一指揮應急工作，地方予以配合。遇重大危機事件，由地方或部門行政領導做決策，存在著缺乏專門機構和完善的體系、激勵機制和懲罰機制錯位、績效考驗體系不健全等等弊端。各級政府遇到問題盡量“捂蓋子”、“報喜不報憂，多報喜少報憂”，往往存在地區主義、形式主義、遲報、漏報甚至隱瞞等現象。我們在應對SARS過程中已經有慘痛的教訓。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的橫向監管機制之間缺乏良好的溝通，比如，各地政府的警察部門、消防部門、醫院和快速反應部隊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前幾乎沒有機會進行溝通和磨合，以致問題出現時手忙腳亂，根本不能進行較好的配合，使得解決問題的成本大增，而結果卻很難達到預期。
　　四是應急救援能力有限。由于裝備落后、信息化建設滯后，造成應急救援反應遲緩；由于減災專業技能培訓及防災知識不夠、應急救援人力少、力量分散等造成搶險救災專業隊伍實力不強。例如目前全國的安全生產應急救援力量分散于10多個部門，僅有約15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