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最新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早在草案期時就廣受期待，其中法律條文的增改許多傾向于國計民生，針對食品安全監管漏洞，新修正案增設了“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用于督促和懲治食品安全監管過程中的失職瀆職行為，本文將對“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法律適用和司法實踐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新罪名在司法實踐中能切實的發揮其效用，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利益。 
　　論文關鍵詞：食品安全監管 瀆職罪 法律適用 
　　 
　　2011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修正案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條后新增加了“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即“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導致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規定“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 
　　食品安全問題事關國計民生，但是近年來被媒體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如“瘦肉精”、“三鹿奶粉”等事件。從曝光的情況來看，這些事件是首要問題是企業缺乏誠信經營的理念，以及監管職能部門缺乏必要的監管。媒體頻頻曝光，而職能部門卻后知后覺，這其中往往牽扯到食品安全監管相關職能部門國家工作人員一些作為或不作為的瀆職犯罪行為，甚至是貪污受賄行為。我國刑法在瀆職犯罪之下，單獨設立瀆職罪名，目的就是根據社會現實的需要，針對某類犯罪加大打擊力度，因此單列“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這一罪名，是從保護食品安全這一重大民生問題出發，針對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犯罪加大打擊力度，期望增強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和有監管職責國家工作人員的威懾，從而促使負有食品安全監管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切實履行職責，減少食品安全事件，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實際上2009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下稱《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五條，就設定了對地方政府以及直接負責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主管人員，因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其轄區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的行政處罰措施。而且按照現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關于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罪的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作為或者不作為的瀆職行為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后果的，應以瀆職犯罪的相關罪名進行刑事處罰，最高可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雖然在近年食品安全事故中，盡管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引咎辭職，有的辭職或被免職，有的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但是按照瀆職罪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相對較少。新刑法修正案的頒布，實際也是敦促檢察機關強化食品安全瀆職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力度，重塑政府信用。 
　　關于已頒布實施的《刑法》第四百零八條之一，和現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一般瀆職犯罪的認定和處罰相似，但是有一定區別：第一，限定了犯罪主體為“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客觀損害為“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第二，提高了刑罰上限，相較于一般瀆職犯罪的三年以下和三至七年，“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刑罰幅度為五年以下和五至十年，與《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二款因徇私舞弊瀆職犯罪的刑幅相同；第三，“徇私舞弊”成為量刑的從重情節，而非一般瀆職罪的確定量刑的加重情節。 
　　筆者將從以下幾方面對“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法律適用進行幾點探討： 
　　一、犯罪主體 
　　“刑法專門增設‘食品安全瀆職罪’，使食品安全究責走出“刑不及官”的誤區。”這是網絡上對于新刑法修正案增設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一句表述，實際上這句話本身就是對刑法的誤讀，食品安全追究刑事責任，原本就有法可依，完全可以按照一般瀆職罪來追究相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刑事責任。 
　　和其他瀆職罪的犯罪主體一樣，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犯罪主體也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且應當“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四至六條的規定，縣級以上的部門，分別在食品的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等環節依法進行履行職責、承擔責任，而縣級以上的人民政府“統一負責、領導、組織、協調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因此，該罪名的主體應為“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同時按照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犯罪主體應當表述為：縣級以上政府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等國家機關部門中，代表國家行使食品安全監督職能的工作人員。

　二、客觀方面 
　　觸犯“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法定情節為“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和一般瀆職罪一樣“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法定情節表述也較含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嚴重后果”的確定對認定是否犯罪相當關鍵，在行政監管部門的規章中或許有相關標準，但是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找到相關參考標準，鑒于相關部門規章的可修改性，如果沒有相關明確的司法解釋出臺，實際上確定罪與非罪的標準還是落回了行政監管部門手里，于法理不合，同時給檢察機關查處該類犯罪增加了難度。 
　　食品安全事故具有一定“潛伏性”，可能后果在短期內顯現不出來。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一段時間內看不到“嚴重后果”。筆者認為食品安全監督瀆職犯罪可作為一種危險犯來認定，即因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行為，將公眾安全置于危險狀態，雖未產生個體或者群體的危害結果，但是涉案金額巨大或者特別巨大，即可以認定為造成了嚴重后果，構成瀆職行為，甚至是瀆職犯罪行為。這樣有利于加大打擊力度，因此期待相關配套的司法解釋和立案標準出臺，以便于新法的實施。 
　　三、法定刑期 
　　“‘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最高刑期設定為十年，成為瀆職罪最重的量刑。”這是網絡上對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量刑標準的評語。事實上又要重提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量刑標準，相對于普通情節的一般瀆職犯罪來說，“嚴重”和“特別嚴重”兩個量刑幅度確實是“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要重，說明人大立法委考量增設該罪名時所表明的態度，該罪名產生的社會震懾效果應當重于一般的瀆職犯罪。 
　　但是比較“徇私舞弊”情節時，“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和一般瀆職罪的量刑有明顯的不同。“徇私舞弊”在瀆職罪系列中有一定爭議，因為其功能不統一。對于一般瀆職犯罪，“徇私舞弊”是作為加重情節，也就是提升量刑檔次；在特殊瀆職犯罪中，“徇私舞弊”卻是法定的犯罪情節；而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設的“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中，“徇私舞弊”僅是作為量刑的從重情節，既非法定情節，也不是加重情節。 
　　因此，“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和一般瀆職犯罪的最高刑期同樣都是十年，“食品安全監管瀆職罪”的處罰標準是參照一般瀆職罪的量刑標準從重處罰。筆者認為，在其量刑比較恰當，但是“徇私舞弊”情節又產生了新的作用，可能又會引發一定的爭議。 
　　四、食品安全監管瀆職侵權犯罪的查處 
　　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有著環節多、涉及部門多、監督的覆蓋程度受概率影響等特點。食品安全由衛生部門負責綜合協調監督，農業部門負責地里的食品、服務業委負責動物屠宰、生產環節由質監局負責監管、流通環節由工商局負責監管、餐飲服務環節則由食藥監局負責監管。因此，在查辦瀆職犯罪時可能存在以下情況：第一，相關部門職能有交叉或空白，導致權責不清，難以認定；第二，調查環節多、相對調查時間較長，證據容易滅失、偽造；第三，涉及相關部門利益，查辦阻力較大。 
　　對于食品安全監管瀆職侵權犯罪行為的認定，即在食品安全監管過程中判斷是否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關鍵在于犯罪主體的主觀故意、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的行為，以及有無徇私舞弊收受賄賂等情節，與造成危害后果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看起來較為容易判斷，但是除個別重特大食品安全事件外，在食品安全監督領域，要確認其是否瀆職有相當難度，監管部門一方面可以借口檢測技術限制、抽樣概率問題、監督體系標準滯后等因素進行辯解，另一方面部門之間責任的推諉更是讓司法管轄無從下手。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在食品安全事故發生以后，每個部門經調查都是恪盡職守，沒有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現象，最終只能把發生事故產生損害的原因歸咎于現有的監管體制，相應的責任人僅接受行政上的處罰，使得司法介入流于形式，難以彰顯法令本身的威懾力。 
　　因此，要使食品安全監管瀆職侵權犯罪的查處落到實處，還要需要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制度建設。第一，進一步明確各個監督部門的職責范圍，建立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體系，確保監管責任和行政權利沒有交叉和空白，將責任細化到實施監管行為的個人；第二，完善食品安全事件應急處理預案，確保司法機關第一時間介入，在生產、銷售、流通環節調查的基礎上，對于各個環節的監管行為進行專門調查；第三，要建立專案調查協調機制，確保調查和追究責任不受地方保護主義或部門利益集團的干擾，保證該項法令切實有效的推行下去。 
　　綜上所述，食品安全瀆職罪的設立可以說是廣受歡迎，使公眾對今后的食品安全監管充滿期待，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具體落到實處還有多方面的問題，實際處理問題時也還需要相關的司法解釋和健全的食品安全監督體制來支持該條款的應用，新法條的出臺很可能是促使我國建立完善食品監管體系的前兆，在法的實施和應用過程中還有更多探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