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我國安全生產嚴峻形勢，可能與各級企業對的用人機制不完善留下的隱患密切相關。我們對安全生產中的英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有不盡的敬佩與崇敬之情，但借鑒歷史，諸葛亮“星殞五丈原”沒有多久，劉禪就向兵臨城下的鄧艾自縛而降，苦心經營的蜀漢政權宣告滅亡，深感與其足智多謀的形象不相稱，也不由對現實中安全生產局面做一些相關解析。
　　南宋著名學者陳亮認為： “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值得思考問題，即：諸葛亮一死，西蜀再沒有第二個諸葛亮，人才匱乏，造成蜀漢的敗亡，應該說分析擊比較中肯。縱觀蜀漢政權的發展史，盡管劉備的政治生命初期屢屢遭受挫折，甚至幾度全軍覆沒，但總有一幫文臣武將舍命相隨。到了全盛時期，蜀漢的團隊武有“五虎上將”與魏延等人，文有臥龍、鳳雛、法正、馬良、蔣琬、費祎等人，可謂盛極一時，此時的蜀漢政權實力可謂達到了頂峰。然而和燒聯營700里后，盛世即過，隨著劉備和一批將領謀士的去世，再沒涌現新的人才，直弄得“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文武雙全的姜維確實獨木難支。因而到了鄧艾偷渡陰平，出現在成都城外的時候，城中空有兵馬數萬，竟無人出面總攬并支撐大局，只得開城迎降，真正可悲可嘆！安全生產是“全員、全方位、全過程、全天候”的系統工程，如無良將帥才的綜合治理，凝聚不了組織合力，出現相類似的局面，引發事故，可能也在所必然。
　　蜀漢人才曇花一現，可以說是諸葛亮在人才戰略上，發現并大膽使用蜀中的人才方面確實存在遺憾。盡管他在《將苑》中提出了考察人才的7條標準：“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究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是一套很完整、系統、全面的考察人才的標準，但導致的求全責備，不用核心價值觀與動態的發展眼光去用人、引導人、發揮特長，也只能束之高閣，發會 “以寸朽棄連抱之材”，致使蜀漢失去人才儲備的起碼條件。
　　例如：魏延長于奇謀，英勇善戰，有獨立指揮大兵團作戰的才能。而孔明卻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點不放，始終用而不信，最后還要弄點小花招，非激反了他，再殺掉不可。馬謖本是個頗有見地的參謀型人才，但在實戰上顯然還缺乏經驗。而孔明卻偏偏一下子就把他放到一個獨當一面的關鍵場合上去與優勢魏軍作戰，一旦失敗，就死心眼的非要殺了不可。其實斬首可明軍法，軍棍、革職、徒流就不能明軍法？難道真的非采取那樣極端的做法不可嗎？李嚴長期鎮守白帝城，負責東方防務，本是個有用之才。只因一次運糧不及時，又文過飾非，就被孔明一棒子打倒，再不錄用，直到最后大哭病死。因而，在安全生產中怎樣發揮員工的個性特點，激勵機制及時合理是治理隱患必要條件，而建立健全人才戰略，培養并重用治理隱患的各類相應人才，形成組織合力，可能更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劉備在這方面就看得較遠。龐統在耒陽縱酒百日，不理政務。劉備就沒有來個“醉之以酒而觀其性”，開除了事，而是派張飛、孫乾去考察實際情況，在了解到龐統確有過人之能后，立即委以重任。法正在西川原多有行為不端之處，而劉備不拘小節，信之用之，在爭奪漢中的戰斗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把他們的事業與成就感引導并融化于蜀漢的大目標之中是劉備的高明之處，也應是安全生產借鑒的成功案例。
　　諸葛亮事無巨細，事必躬親， “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不說，下屬處于什么權都沒有，無事可做的死水狀態，確實應警惕。這種包辦代替，以包代管，不好好煅煉“他人”的獨立解決問題與協調、溝通能力，團隊不能取得相應的業績，古今是一個道理！
　　因為蜀漢不是沒有過出人才的苗頭。能言善辯，三言兩語間說服東吳的鄧芝；在三郡皆反，孟獲大舉進犯的困難條件下堅守永昌，力挽狂瀾的呂凱、王伉；街亭之戰中表現出相當指揮才能的王平；諸葛亮自己都稱為“良實”的董允、郭攸之、陳震、向寵……都曾經發出過耀眼的閃光，如果好好培養，在這些人中未必不會產生孔明第二或者至少是法正第二、馬良第二。然而，既缺乏正確的戰略引導，又被籠罩在包辦代替的光環之下，他們只能都默默無聞，沒能成長為真正的棟梁之材。劉備盡管無用，辦不了事，卻找來諸葛亮、龐統、法正等一大批能人來為自己辦事。諸葛亮雖然自身能力非凡，但竟找不出幾個能代替自己，幫自己辦事的人！安全生產系統內外的各種不確定因素需要及時的溝通、協調與解決，各類人才的培養、鍛煉與組成團隊合力是安全管理的關鍵問題之一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不能因為明星殞落，天空就漆黑一片，蜀漢的成功與敗亡給安全生產的啟示是深刻的，應永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