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我國企業也逐漸由最初的被動接受外國企業的守則考評，發展到自己主動承擔并發布社會責任報告。但目前主要是大型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工作相對較快，但離理想目標仍有很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鐘宏武介紹，2014年中國企業共提交1084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平均得分由2013年的31.7分上升為35.3分，整體處于二星級的發展階段，五成企業得分都低于30分，仍處在起步階段，整體質量水平急需提高。

??? 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而言，企業社會責任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匯，相關工作基本空白[5]。在對企業社會責任加以準確的法律定性的基礎上，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加速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廣與實施。

??????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承擔了太多本不應當承擔的職能，隨著社會管理方式改革，有些職能開始逐步從政府責任中剝離。在安全生產監管領域，安全檢驗和檢測、安全認證、安全評價、安全管理咨詢服務等職能開始由企業化的中介服務機構承擔，并逐步形成了安全生產中介服務市場，具有獨立性、服務性、客觀性、有償性和專業性特點[v]。安全生產中介服務市場的安全推進機制主要有：（1）通過市場競爭，形成更優質的安全生產中介服務；（2）有利于簡化政府職能，保障有限的行政監管資源配置在最需要的環節；（3）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有些安全生產管理水平高的生產經營單位也開始將其有競爭優勢的安全生產服務職能獨立出來，向其他企業提供市場化服務，在強化了這些優勢企業的行業領先地位的同時，也提高了其他接受服務企業的安全管理水平。

?????? 公平的市場競爭是中介服務市場推動生產安全的關鍵保障，但目前在這方面我們仍存在很多問題。部分原先政府機構改制過來的中介服務機構濫用優勢地位壟斷經營，部分新加入市場的機構則在服務上偷工減料降低成本惡意競爭，導致一些安全評價與安全檢測流于形式。在需要回溯追究法律責任時，有些中介機構已經被注銷或者名存實亡。既使是中介服務機構與接受服務的企業之間也存在大量不公平現象，很多企業以扣款來要挾中介機構在安全評價、安全檢測等方面滿足企業的違規違法要求，有個別高資質的檢驗、認證機構則不斷提高收費標準增加企業負擔。安全中介服務市場是一個新生市場，種種市場失靈現象，亟需政府干預和法律制度保障。

?????? 企業發展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支持，但在健全的市場環境下，投資方總是偏好于風險更低的企業。企業生產安全水平低下，事故風險就高，企業整體的經營風險同樣會偏高，無論是銀行還是證券投資者，都會排斥此類企業，從而形成來自于資本市場的安全推進機制。這一生產安全市場機制在我國安全治理政策與實踐中已經有所體現，例如《江西省安全生產“十二五”規劃》就明確提出要“建立企業安全狀況與銀行貸款、擔保、保險等信用評級掛鉤機制，實行有保有壓的融資政策，對安全生產有保障的企業，在發行股票、企業債券、公司債以及銀行貸款等方面給予支持。”湖北、安徽等省也都頒布并實施了類似的政策與制度。證券市場方面的案例也很多。例如東北大型煤炭企業龍煤礦業集團最早曾計劃于2006年H股上市，但因下屬的七臺河東風煤礦2005年“11.27”煤塵爆炸事故致171人死亡終止；2009年龍煤集團再次接近上市，但下屬的新興煤礦2009年發生“11.21”煤與瓦斯突出和瓦斯爆炸事故致107人死亡，上市計劃再次擱淺。四年內兩次發生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證券市場無法再相信其安全整改效果。2013年3月20日，中國證監會終于正式公告終止審查龍煤集團的上市申請。

?????? 實踐中，制約資本市場安全推進機制的核心因素仍然是安全信息公開問題。雖然政府制定政策要求銀行、證券等行業要審查企業的安全信息，但因為缺乏有效途徑，投資者往往不愿意在這一個不確定的問題上投入過大的成本。證券市場方面，上市公司年報中都會有罰款和沒收款這項營業外支出，但公司大都只披露總數額而不公布明細，因而也不利于廣大投資者對企業的生產安全實施監督。

?????? 前述市場機制中，風險補償工資是否存在仍需調研，其他機制的作用也不明顯，主要原因是這些市場機制仍缺乏其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保障。為了全面提高生產安全，除繼續完善政府監管以外，在保障安全生產的市場推進機制方面還應當進行必要制度完善與創新。

?????? 風險補償工資機制需要工人客觀了解企業的安全信息才有可能衡量其超額工資是否足以彌補其面對的風險，保險人決定是上浮還是下調保險費率時需要先評價投保人的安全狀況，資本市場進行風險判斷時需要了解企業的安全信息，中介服務市場的健康運行也離不開必要的信息保障。信息是市場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保障安全生產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首先就需要完善我國的安全生產信息公開制度。

?????? 2007年4月24日，國務院公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9年5月12日，國家安監總局公布了《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政府信息暫行辦法》[6]，尤其是2012年9月21日公布的《安全生產監管監察部門信息公開辦法》，將調整對象擴大至安監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信息，基本明確了安全生產信息公開的范圍與標準，標志著我國初步建立了安全生產信息公開制度。從安全管理的角度看，企業安全生產信息包括常規信息、違法信息和事故信息三類，這三類信息較全面地反映了企業的安全生產風險狀況。目前我國在事故信息的報告、收集與公開方面做得較好，但在常規信息及違法信息的收集與公布方面仍需要加強。這就需要建立企業日常安全信息上報制度并輔以必要的法律責任，監管部門也應當建立全國聯網的執法信息數據庫存，利用現代網絡技術，為工人、工會、保險人、銀行、資本市場投資者、安全生產研究人員等人提供方便的信息查詢服務，形成完善的社會監督網絡，保障安全生產市場推進機制切實發揮作用。

?????? 隨著我國進入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勞資雙方博弈力量也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并逐步成為影響我國勞動關系的根本性因素。在生產安全方面，職業安全健康權將會成為勞動者愈加重視的權利內容，風險補償工資、職業安全衛生保險、企業社會責任等市場機制也將成為左右我國生產安全走向的深層次因素。針對新的形勢變化，必須要充分重視對勞動力流動性的制度性保障。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結果，是勞動力追求其個人價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現，也是勞動力在資方不能滿足其工資報酬、勞動保護、社會福利等條件時以實際行動給資方制造壓力的最后手段。為此，應當進一步完善勞動合同備案制度，在勞動合同的簽訂與解除這兩個關鍵環節上的通過行政干預積極保障勞動者基本權利；還要打破勞動市場的各種人為壟斷，創造更多的勞動選擇機會；實現工傷保險跨區域統籌與轉移支付，減少勞動者人力流動成本，從而保證勞動力流動性對資方的持續市場壓力。

理論上，在確定保險費率浮動幅度時，應當對被保險企業的所有安全生產信息進行全面評估，但我國實踐中都是簡單地根據被保險人的事故索賠紀錄來最終確定保險費浮動標準。這種做法不能全面、及時地反映被保險企業的安全生產狀況及其變化，也會導致企業瞞報輕微事故以避免保費上浮帶來的損失，從而讓保險人無法獲取企業真實信息并可能做出誤判。雖然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對保險標的的安全狀況進行檢查，及時向投保人、被保險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隱患的書面建議。[7]”但實踐中并非所有保險合同都嵌入了保險人檢查權條款，即使有合同約定，一些保險人的現場檢查在專業性和深入程度上也存在問題。建議保監會督促保險公司在保險格式合同中統一加入檢查權條款，并對保險人的現場檢查活動制定量化考核標準，推動我國保險業由營銷保險早日轉變為服務保險。

安全生產中介服務市場的種種不正當競爭現象，主要是執法不嚴造成的，但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企業以付款來要挾中介機構獨立性的問題則與制度設計缺陷有關。可以借鑒二手房地產交易中的資金監管制度[8]，要求雙方簽訂安全檢測、安全評價等服務合同交安監部門備案，企業將資金存放于監管部門，中介機構將最終報告直接交至監管部門即可領取服務酬金。這樣可以解決買方市場過于占優的問題，同時也有利于安監部門更好地監督管理中介服務市場。

綠色信貸, 是指銀行依據國家的能源、環境和產業政策而對不同企業實施差別性對待的信貸政策。2012年1月29日國家銀監局專門印發了《綠色信貸指引》，提出要從戰略高度推進綠色信貸，加大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支持，防范客戶在污染、土地、健康、安全、移民安置、生態保護、氣候變化等環境與社會風險問題。我國《安全生產“十二五”規劃》也提出要“完善有利于安全生產的財政、稅收、信貸政策，健全安全生產投入保障機制，強化政府投資對安全生產投入的引導和帶動作用。”雖然政策文件中都涉及到了安全生產，但目前綠色信貸實踐仍把能耗和環保作為關注重點，在安全生產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利息浮動標準。另外，目前綠色信貸仍以政策調整為主，沒有形成規范性法律文件，很多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僅停留在銀行社會責任活動層面。可以借鑒美國的《超級基金法案》，規定銀行對其資金投向企業的違法行為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通過嚴格的立法保障金融市場對企業生產安全的持續推動力。

企業社會責任雖然本質上是一種企業自愿的的社會行為，但政府仍可以充分利用政策與法律手段，建立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激勵機制。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要求國有企業、上市公司等特殊企業必須建立和運行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機制，并在市場內形成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還可以充分利用產業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等手段，有效激勵企業主動實現社會責任，進而提高企業生產安全。

產品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是企業最關注的三大市場，幸運的是，這三個市場分別有企業社會責任、綠色信貸與證券評價標準、風險補償工資等代表性的安全生產市場推進機制。有理由相信，隨著我國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市場機制必將對我國生產安全發揮著深層次的深遠影響。但我國的現實情況下，市場經濟仍不健全，某些安全生產市場推進機制甚至毫無發揮作用的空間。因而當前政府在繼續強化安全生產行政監管的同時，還必須同時承擔起培育安全生產市場推進機制的責任。

??????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市場和政府誰占據主導地位也是不同的。以美國為例，其礦山安全治理在近百年的時間里先后經歷過信息服務監管模式、強制服從監管模式和合作服務監管模式三個階段。在信息服務模式階段，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政府重在為市場提供安全相關的信息服務；70年代開始強制服從監管模式階段，政府通過制定法規、檢查與處罰發揮主導作用，市場處于輔助地位；而90年代后期開始的合作服務監管模式，則是在反思“政府失靈”和對市場作用再認識的理念指引下，強調市場作用的回歸以及對強制執法的“軟行政”改造，努力實現政府監管與市場推動的互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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