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過總結國內外各種不同的安全文化概念，歸納分析了國內外較為流行的近10種安全文化建立模式。在研討文獻的基礎上，通過深入訪談、焦點小組與參與觀察，歸納構造了一套共11個維度，總題項為152題的安全文化評估量表。通過對選定企業的實證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等方法對安全文化各評核因素及整體安全文化進行預測，并以百分數呈現其整體的安全文化現狀水平。通過基于扎根理論的各種質化研究方法，對案例企業的安全文化建設和企業安全行為進行研究，得到了7點關于企業安全行為的研究發現，并提出了相應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安全文化；評估方法；安全行為；評估量表；扎根理論

0 引言

“安全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1986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意外(Chernobyl disaster)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安全咨詢組在一份事故報告(NO.75－INSAG－1)當中，認為是核電站內長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而導致錯誤與違反操作程序，最終造成意外事故的發生，并被視為安全文化不良的直接證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在后續的調查報告(NO.75－INSAG－4，1991)提出對安全文化的定義與闡釋：“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單位和個人中的種種特性和態度的總和，它建立一種超出一切之上的觀念，即核電廠的安全問題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這之后，安全文化這一術語逐漸濫觴于各種安全管理研究與事故調查報告中[1-2]。

國內外不同學者對安全文化賦予不同的定義，造成了研究者之間溝通的麻煩與困難，說明在一定程度上安全文化理論研究的多元化、時代性、地域性、社會性、民族性及其框架形成的復雜性，而我國對于安全文化的量化和質化的研究及實踐起步就更晚了。對安全文化的測量依賴于對安全文化的定義，要全面地評估安全文化就必須考慮安全文化的多側面屬性，從而獲得更多的關于安全價值觀層面上的數據以及價值觀背后的基本意會，而最深層的安全文化核心價值觀需要一些人類學的規范方法去進行研究，安全文化絕不能僅僅作為一個漂亮的名詞而進行寬泛的濫用[2-3]。

1 安全文化模式及評估方法

1.1 安全文化的定義

將過往國內外不同的學者對于安全文化的定義匯集整理，共得到Copper等學者[1,4-6]和徐德蜀、羅云等國內學者[7-12]的21種定義(限于篇幅，安全文化定義匯總表略)，綜合以上學者對于安全文化的定義，筆者進行分析、比較和萃取，提出筆者的安全文化的操作型定義：安全文化是組織內所有成員對于安全問題的核心價值觀、行動隱含的前提、安全知覺及安全信念的普遍共享與共識，從而具體表現出來的觀念、思想、行為、行動與主張的外在表現，并且涵蓋了對于安全相關的風險認知、防范措施、責任承擔與安全承諾方面所展現出來的主觀意愿和積極程度。

1.2 安全文化模式分類

在文獻[1]研究的基礎上，搜集國內外安全專家與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安全文化模式進行初步探討，歸納出10種主要的安全文化模式[13-17]，并進一步的歸納分類(見表1)。

表1 安全文化模式分類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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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文獻[1]和文獻[19]中的安全文化模式比較思路，將上述10種安全文化模式的因素進行列表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安全文化模式因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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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文化評估方法和研究工具評述

文獻[1]中搜集了40份國外及臺灣安全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獻，經整理發現，采用的安全文化評估的資料收集方式有問卷調查、深人訪談，焦點小組、專家稽核、參與觀察等，資料分析所用的定性和定量方法有質化的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會話分析、描述性統計、方差分析、回歸分析、卡方檢驗、皮爾遜相關分析、線性結構方程模型等，所用到的工具軟件有SPSS.SAS，LISREL，AMOS，QSR Nvivo，Atlas等[1]。

2 研究方法的選擇與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的選擇

根據研究的主題，決定采取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對案例企業——廣州港集團的實證研究，得出最終的結論。筆者主要采用調查問卷統計分析的方法進行量化研究，采用深入訪談、焦點小組與參與觀察[20-23]等方法進行質化研究。

2.2 資料分析方法的選擇

2.2.1 量化的資料分析和數據處理方法

筆者研究課題的調查問卷經過實測后，將所得的數據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所采用的統計方法包括：

1)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t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2)信度(reliability)分析；

3)效度(validity)分析；

4)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5)T檢驗分析(t-test analysis)：檢驗假設1及假設2是否成立；

6)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檢驗假設1及假設2是否成立；

7)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采用皮爾遜相關系數法(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案例企業員工背景變量與安全文化現狀之間的相關性，檢驗假設3到假設7是否成立；

8)多元逐步回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就案例企業員工背景變量對整體的安全文化現狀的預測情形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檢驗假設8是否成立。

2.2.2 質化的資料分析方法

筆者的研究采用扎根理論[24]的研究方法，將所得的各種資料借助ATLAS．ti軟件來進行質性資料的分析(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QDA)。在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領域，一個十分著名的方法是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勞斯(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論”。扎根理論是一種作質的研究的方式(見下圖)。其主要宗旨是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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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論的研究程序與技術分析圖[該圖整理自：Strauss和Corbin(1998/2001)]

2.3 研究設計

2.3.1 研究假設(Hypothesis)

筆者研究的課題擬依循文獻[27]所提出的“互動安全文化模式”，深入探討員工的個人心理層面，用安全文化量表進行問卷調查的方式，評估廣州港集團的企業安全文化其性質與現狀。工作安全行為及組織安全系統的部分，則另外采用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深入質化研究分析。將研究調查結果導入文獻[15]所提出的“安全文化梯級模式”之中，對其進一步分析[1]。

筆者對于企業安全評估提出了以下8點研究假設：

H1：企業員工個人背景各變量與企業安全文化各維度呈現顯著差異。

H2：企業員工個人背景各變量與整體企業安全文化呈現顯著差異。

H3：企業員工個人背景各變量與企業安全文化各維度呈現顯著相關。

H4：企業員工個人背景各變量與整體企業安全文化呈現顯著相關。

H5：安全自評與安全文化各維度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H6：安全自評與整體安全文化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H7：安全滿意度與安全文化各維度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H8：安全滿意度與整體安全文化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