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與社區共融。北投區垃圾焚化廠的功能不僅是處理垃圾，而且還通過與社區利益共享，成為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對周邊社區進行環境補償。北投區垃圾焚化廠每焚燒1噸垃圾，就補償附近社區200元新臺幣。二是所得收益回饋周邊地方建設。北投垃圾焚化場啟用以后，不僅完成了垃圾處理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資源化的目標，還利用售電所得收益用于回饋地方建設，所有的回饋設施耗資約4億多元新臺幣。2000年1月正式對外開放了觀景臺、旋轉餐廳、社區會議中心；2003年對外開放了溫水游泳池、運動公園、青少年娛樂中心、社區幼兒園、籃球場、游泳池、健身房等等，周邊居民只要持身份證一律免費。

　　（五）堅持可持續發展模式。臺北市以廢棄物處理和污染控制為基礎，加強回收利用、減廢減容、污染防治，提高資源利用率，最后推動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達到最優化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一是垃圾焚燒廠在焚燒垃圾時利用熱量回收實現發電，所得售電收益大大超過了政府每年投入的3億元新臺幣，為焚燒廠運行提供了資金保障。二是由鍋爐袋濾式集塵器所收集的飛灰，送入飛灰固化設備（或熔融設備）及固化專用填埋場并規劃底渣的再利用，回收制造鋪路骨材，用于減輕填埋場負荷，延長使用壽命，實現資源回收再利用。

　　（六）鼓勵社會參與。一是加強宣傳和引導。臺北將垃圾分類作為一項長期工作持續開展，利用文化與慈善的力量深入推行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臺北在開始推行垃圾分類時，就提出 “少丟垃圾、少付費、勤做回收最省錢”的口號，并印了10000多張宣傳海報，發到全臺北市的各個角落；倡導“教育一個孩子，帶動一個家庭，影響一個社區”的理念，所有的小學提早一年進行垃圾分類訓練，通過小朋友告訴家長怎么做好垃圾分類工作；宣揚義工文化，鼓勵家長帶著小孩一起做義工，提倡義工每天早起一小時到環保站工作。二是公開透明焚化場的操作流程。北投區垃圾焚燒廠剛開始投產時，群眾反對聲音很大，之所以能得到推廣，就是將焚化廠操作流程公開化，讓周邊百姓了解焚化廠原理，讓他們知道污染是可以控制的，贏得理解和支持。如直接在大型電子屏幕顯示每一個環節的運轉狀況和污染排放數據，然后將這些數據直接發送到臺北市環保機構網站并且對外公布；在垃圾焚化廠周邊設監測點，隨時反映粉塵、煙氣等排放數據；在焚化廠設投訴辦公室和24小時監督電話，周邊居民可隨時投訴，也可以進廠參觀，充分了解焚化廠的一切。

臺北垃圾綜合處置對深圳的啟示

　　城市垃圾處理已經日益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一個棘手問題，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圍城”之痛。據統計，中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型城市，正深陷垃圾圍城的困局。妥善解決好垃圾處理問題，營造良好的城市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打造“深圳質量”的重要體現。深圳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窗口”和“試驗場”，應發揮先行探索、率先示范的作用，綜合考慮、統籌解決城市垃圾處理問題，為全國破解“垃圾圍城”難題提供先進經驗。下面，結合深圳實際，就如何解決城市垃圾處理問題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堅持源頭治本，把垃圾分類減量工作上升為城市轉型發展的戰略任務來抓。國內傳統的垃圾處理觀念往往“重末端處理、輕前端控制”，主要采用“管末式”處理方式，通過不斷興建焚燒廠和填埋場來解決垃圾問題。面對不斷增加的垃圾，這種處理方式既無法從源頭減少城市垃圾產量，也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空間，還產生了新的二次污染，遭到周邊群眾的強烈抵制，陷入惡性循環。而包括臺北在內的國外許多先進地區一般都是臺北采取的“先分類、后焚燒”的處理方式，實踐證明這是破解垃圾圍城、實現垃圾減量化的根本出路。深圳市可以借鑒臺北經驗，把垃圾處理的重點放在垃圾分類減量工作上，通過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來實現垃圾減量，最大限度節約土地資源，為深圳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二）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高標準建設一流的垃圾焚燒廠。目前，國內的垃圾焚燒廠運營模式以BOT、BOO為主，這種做法雖然從表面上看緩解了政府的投入壓力，但由于投資企業的逐利性，在運營過程中容易產生偷工減料、不按標準排放、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的情況，導致周邊群眾意見很大，誘發一系列嚴重的信訪維穩問題，最后還是要政府買單，花得錢更多。而臺北幾座垃圾焚燒廠都是由政府全額投資，建設營運標準都很高，垃圾場附近的空氣比居民區還好。因此，深圳市可以借鑒北投垃圾焚燒廠的運營模式，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對于這種重點民生項目，算大帳、看長遠，由政府直接投入和建設運營，特別是要采取超前標準，建設一流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并對設備老化的綜合治理廠升級改造，最大限度減少垃圾處理的二次污染。
　（三）利用特區立法優勢，制定垃圾處理相關法規。深圳市可以借鑒臺北市在垃圾處理方面的幾大政策，充分利用特區立法權，盡快出臺合理的垃圾分類、垃圾收費等相關制度，進一步明確本市日常生活垃圾分類品種、分揀標準、處置渠道；完善生活垃圾分類收運的裝備配置及作業等相關標準、規范；加強廢棄物綜合利用，建立生活垃圾“上門收集、集中分揀、分類收運”的作業模式；同時，借鑒交通違法嚴管重罰的做法，通過立法手段加強監管，對不按規定進行分類的行為進行嚴厲處罰。

　　（四）建立利益補償機制，讓市民共享垃圾處理成果。垃圾處理設施都屬于“避鄰設施”（是指一些有污染或危險的設施，公眾知道這些設施對整個社會有利甚至必要，予以支持，但卻又都不愿建在自己家門口），只要是附近的居民，一般都會反對。即使垃圾處理廠選址是經過政府部門多次考慮后做出的決定，無論是從環保角度還是從經濟角度都是科學的，但項目所在地的群眾肯定認為對他們不公平。為此，對于受損群眾的利益，深圳可以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如免費供電、發放補償金、回饋社區建設等，進行補償，以安撫當地民眾，提高垃圾處理的接受度。

　　（五）按照低碳發展要求，探索城市垃圾處理產業化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議深圳市借鑒臺北市的做法，通過垃圾分類，將可回收垃圾資源回收利用。同時，構建資源回收利用專業化產業體系，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經營垃圾焚燒廠，充分利用好垃圾焚燒廠的發電收益及底渣等資源，做到既可以及時高效消納垃圾，還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物質資源、能量資源和環境容量。

　　（六）加大宣傳力度，發動社會參與垃圾處理行動。在全社會大力提倡適度、合理消費，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行動。各級黨政機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帶頭開展“綠色辦公”、“綠色采購”；倡導賓館、飯店等服務性行業削減一次性產品的消耗和使用等；借鑒臺北市北投區的做法，對中小學生進行垃圾分類培訓，鼓勵市民以義工的形式參與環保工作，形成政府主導、企業協力推進、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垃圾處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