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事故頻發，從安徽劣質奶粉事件（大頭娃娃事件）、08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到今年的染色饅頭、瘦肉精、豆漿用粉沖調事件，轟動一時，引起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無不為造成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后果氣憤和擔憂。
        事故曝光后，我們不禁要問，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在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國，在倡導著為最廣大人民利益著想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什么連普通百姓吃飯這樣的基本生存問題都無安全保障？又談何“中華民族的振興”“創建和諧社會”呢？
        在近十年的眾多食品安全事故中，今年央視315曝光的雙匯“瘦肉精”事件格外扎眼，反應的問題別具代表性。2011年3月.15日，央視在315消費者權益日播出了一期《“健美豬”真相》的特別節目，披露了河南濟源雙匯公司使用瘦肉精豬肉的事實。“雙匯”品牌部分肉制品中涉嫌含有“瘦肉精”，這一消息爆出后，迅速掀起軒然大波。三月十五日當天午后“雙匯發展”封跌停，又因重大事項自16日起連續停牌，雙匯上演“滑特盧”市值5天蒸發170億。一時間肉制品業內擔心該事件引發消費者恐慌，造成對整個行業食品安全的不信任，甚至演變成如三聚氰胺般的行業“地震”。（簡單介紹“瘦肉精”，屬于腎上腺類神經興奮劑。飼料中添加“瘦肉精”，可以增加動物的瘦肉量。相關科學研究表明，食用含有“瘦肉精”的肉會對人體產生危害，常見有惡心、頭暈、四肢無力、手顫等中毒癥狀，特別是對心臟病、高血壓患者危害更大。長期食用則有可能導致染色體畸變，會誘發惡性腫瘤。）
        河南“瘦肉精”事件發生后，河南省公安廳第一時間開展案件偵破，最終一條完整的“瘦肉精”地下產業鏈條浮出水面。加工源頭（犯罪嫌疑人于湖北襄陽合謀研制生產）→主要銷售窩點→次級分銷窩點（不法獸藥店主和生豬購銷人）→“瘦肉精”使用者（生豬飼養戶）→加精豬流向地（屠宰點和肉制品加工廠），其中的肉制品加工廠就包括濟源雙匯公司，最終流向消費者的餐桌。此前針對“瘦肉精”的監管鏈條號稱有“十八道檢驗”關，但實際上隱患重重，形同虛設。
        雙匯作為中國５００強企業深陷“瘦肉精”丑聞。像“三鹿”“雙匯”這樣的大品牌知名企業頻頻爆出丑聞，說明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推到了風口浪尖。雙匯集團１６日、１７日接連發表公開聲明，對消費者表示歉意。在雙匯集團態度曖昧的聲明背后，隱藏著看似完備實則脆弱的食品安全監管鏈條。
        乍一看，事件到此應該圓滿結束，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中央領導頻頻表態，看上去皆大歡喜，然而殊不知“瘦肉精”是個10年屢禁不絕的餐桌“毒瘤”，十年來，各級工商部門嚴厲打擊，國家各部委重拳出擊，仍然發生今天的事件，不得不叫人痛心。在我國，事件發生后，對犯罪企業的司法追責已基本到位，但是，對失職、瀆職的監管者的司法問責卻遠沒有到位。
        從已曝光的各種食品安全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
        一是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存在缺陷。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表明：食品安全監管必須實現體制上的獨立性，比如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歐洲食品質量安全監督局，除了其具有法律賦予的權威外，對涉及食品安全的種植養殖、初級加工、運輸、銷售、消費環節，全程監管，建立了有效的問責機制。而在我國，在2004年9月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中，規定了“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監管模式，即農業部門負責生產環節，質監部門負責加工和進出口環節，工商部門負責市場流通環節等，直接造成了監管過程存在空白和監管信息分散的問題。再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衛生部分分合合的歷史表明，國家建立獨立食品安全監督部門的思路似乎并不十分清楚。這不僅影響了食品安全監管的效力，更造成了問責不明確的弊病。
        二是監管部門不作為或為不法經營者充當保護傘。“瘦肉精”事件發生后，有網友疾呼，“十八道檢驗工序擋不住一頭健美豬”，而事實就是這樣，食品安全的相關法律法規已相當完備，之所以不能在實際當中得到切實執行，很大程度上與部分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作為有關。來自山東和浙江的一些基層監管部門的公務員向媒體爆料，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工資福利要靠罰款收費來實現。這樣就造成交費罰款的目的不是為了整治和確保食品安全，而是為了部門“創收”。其結果是，違法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只要向監管部門上交“保護費”，即可繼續運轉。監管部門為防止生產者和銷售者因過高罰款而無力生產經營，也會適當降低罰款額度，以確保“羊身上還能長出羊毛”，等于監管部門與違法的生產經營者一定程度上已形成“利益相關者”。又如上海市楊浦區某基層監管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有時候在做監管檢查時，也會遇到來自上級領導“打招呼”，要求對個別食品企業“有所照顧”，而這些企業要么是地方上的納稅大戶，要么是某個領導招商引資的項目，輕易動不得。而更多的曝光后再查處的事實也證明，食品安全并不是“藏匿高手”，媒體公眾一捉一個準，而相關的監管部門呢？其實更深層的問題或是部分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為了牟取私利而充當食品安全犯罪行為的保護傘。
        三是食品安全監管缺乏長效機制。轟動性的事件將食品安全監管提升到了首要層面，但是至今，食品安全仍然逃不開曝光一起，查處一起的惡性循環，始終遵循著“權威媒體揭露、相關領導表態、幾個部門突擊、若干人員服罪、過段時間冷卻”的五段式套路，戲法陳舊老套，別無新意。反而讓人覺得是政府部門的作秀，而在作秀的背后，是權力的傲慢和不真誠。
        雖然事件之后的關注度高了，監管嚴了，但是食品安全危機事件并沒有減少，相反時下的頻繁曝光更讓人產生不安。
        四是部分監管部門技術檢驗水準落后。西方新興的科學技術傳到中國不過百年，本身技術和發達國家存在差距、有待加強，加之政府經費撥款鮮側重于此項，所以設備老化、檔次低，檢測功能不全問題普遍存在。地市縣級技術裝備更為落后，統計中如計量標準設備，使用年限超過10年甚至30年的設備仍是檢測主力。在這種要技術沒技術，要責任感沒責任感的情況下，希望監管部門能有所作為是不大現實的。
        五是懲罰食品安全監管失職措施不力，在長達104條的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與追究相關行政監管部門失職責任有關的只有寥寥兩條，且對“失職”的具體界定也是語焉不詳，只指出需要“查明失職瀆職情況”；懲罰力度也限于行政性的，只有“記大過、降級、撤職或者開除”。即便如此，在以往一系列震驚中外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除了懲治幾個生產、流通領域的相關責任人之外，很少有監管領域的相關責任人受到懲罰。不受懲罰的監管部門，在一波接一波的重大食品事件中，仍舊“逍遙法外”。
        以上問題的解決絕不是爾等之輩可以找到有效途徑的，空口的泛泛而談也對監管部門毫無用處，也許這就是市場經濟亦或是中國式發展的必經之路，在此引述一段名家言論或許對你我認識食品安全問題有所幫助：
        復旦大學公共管理與國際事務教授唐賢興認為，在監管部門方面，長期存在監管部門過多，各部門只有分工、少有合作、遇事推諉的局面。必須在立法上明確各監管部門的職能范圍、明確追究責任的程序，在此基礎上可以考慮建立跨部門的食品監督機構，統一協調管理各個流程的食品安全，以杜絕機構間的相互扯皮推諉的困境。尤其需要對監管部門的失職瀆職進行明確界定，一旦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對相關責任人嚴懲不貸。可以參考的例子是，在一些西方國家，一旦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最高到衛生部長，最低到相關監管部門的負責人必須為此負責而引咎辭職。
        最后，其實關于政府監管的問題，多年來已成老生常談，都說要加強力度，深化改革，大標語都會喊，實際操作則相差甚遠，想必這種“喊標語不作為”的辦事方式也不僅僅反應在食品安全問題上。解決這個問題，怕是要從根本政治體制上大動刀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