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物質，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食品產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各種新型食品層出不窮，食品產業已經在國家眾多產業中占支柱地位。在食品的三要素中（安全、營養、食欲），安全是消費者選擇食品的首要標準。近幾年來，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出現了食品的安全事件，如英國“瘋牛病”和“口蹄疫”事件、比利時“二噁英”事件，國內的蘇丹紅、吊白塊、毒米、毒油、孔雀石綠、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使得我國乃至全球的食品安全問題形勢十分嚴峻。日益加劇的環境污染和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對人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
    我國食品安全中存在哪些問題呢？
     1．監管模式存在較大漏洞
        食品質量安全是一個跨越食品衛生、食品質量、農產品質量等多個范疇的新領域。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管理體制上存在部門職能交叉的模糊地帶；二是受部門、行業利益的驅使，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現象非常普遍；三是單一的對最終產品的監督管理；四是監管模式尚未能與國際規范很好的接軌。
        2．食品標準體系不健全
        食品標準是食品質量安全的重要保證。我國的食品質量安全標準由產品質量標準、技術標準和基礎標準組成。以法律和管理條例的形式發布的，在促進食品工業的發展和保護消費者健康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3]。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也暴露出了越來越大的漏洞，表現為：(1)食品質量標準重疊、混亂，缺乏權威。 (2)食品質量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不夠，許多有關食品安全的標準標齡過長，缺乏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在技術內容方面與WTO有關協定和食品法典委員會(AC)標準存在較大差距。 (3)食品質量安全標準存在許多空白點，不能適應迅速發展的食品產業。在目前我國頒布的兩萬多項國家標準中，農業方面的標準只占10％左右。
        3．財政投入不足，檢測機構資源配置不合理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財力不足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國家財政投入的不足，引發了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國家急需的部分檢測項目能力不足。如食品中不明有毒有害物質的鑒定技術、違禁物品、激素、農藥殘留、獸藥殘留、二惡英、瘋牛病的檢測、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評價等，監督檢驗能力與國際水平差距逐漸加大，制約了食品衛生監督管理水平的提高[4]。二是導致執法部門的執法行為產生偏差。如有的執法機構偏重于有經濟利益的執法行為，以罰代刑、以罰代管，一罰了之，監督執法工作時緊時松，違法行為屢禁不止。二是基層食品衛生監督機構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能適應監督工作開展的需要。
    面對我國食品安全存的較多問題，我們應怎樣解決。
    一、食業安全應主動采用國際先進標準
    據中國食品科技學會副理事長、上海海洋大學校長潘迎捷介紹，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世界各國紛紛出臺貿易保護措施，加之食品質量等問題，導致我國農產品出口受阻。一些國家強化技術壁壘，以阻止我國農產品出口，歐盟、日本可能會對我國出口農產品加倍設限。轉基因、添加激素等物質的產品將不受國際社會歡迎。國外一些媒體片面夸大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影響了我國食品的形象。為解決食品安全和金融危機問題，應采取如下措施：加大科研力度，提高食品品質；完善食品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開拓國內市場，以彌補出口量減少的不足；在食品安全事件監測、反應、處理等方面，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優化農業標準化等扶持政策，引入持續激勵機制。2.適當調整退稅率、增強我國農產品價格競爭力。我國農產品出口面臨國外的高關稅、高補貼、高技術壁壘，我國應較大范圍提高農產品出口退稅率，促進出口。3.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發揮行業協會在企業訴求反映、行業發展規劃、信息交流、產業安全預警、國際市場開發、行業自律、國際貿易仲裁、反傾銷、反壟斷、完善標準體系建設等方面的作用。
    二、加快轉變發展方式
    首先，要促進整個食品產業轉變發展方式，加快現代農業建設和食品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指導和扶持企業建立自身食品安全控制體系，充分發揮行業協會規范和自律作用，建立食品企業誠信體系，并積極培養骨干企業，淘汰一批食品安全問題多、產能落后的企業。
    其次，積極扶持規模大型的食品集團發展，打造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產業鏈食品企業。食品企業規模化，就可以保證其在耕種上使用在國際上最先進的方式，從種子開始對生產鏈條上每一個環節嚴格控制，產品質量各項指標達到國際標準。這樣的全產業鏈條，就會使食品安全問題從商業模式上得到根本的保證，確保產品質量可追溯，最終消費者自然就可以選擇到放心的食品。
    再次，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小食品企業，一定要在減輕其負擔上有所作為。我國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沉重，生產成本較高，加之原材料價格高漲，最終產品利潤微薄。盡可能獲取高額利潤是市場競爭中生產者的主要目的。如果對這些企業盡可能多予少取，為其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那么大部分生產者就不會選擇造假販假這條獲利“捷徑”。
    三、做好食品安全報道及時規避風險、科學引導輿論的建議
    要解決食品安全報道中出現的問題：規避社會風險，需要媒體不斷增強社會責任感、提高大局意識及業務水平，需要強化政府、企業、食品安監部門、評估機構、醫療衛生領域及社會公眾的積極作用，從而在全社會建立起運轉良好的食品安全信息傳播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媒體發揮的是傳聲筒、解壓閥、助推器的作用，這個作用的充分發揮，要從堅持科學的信息披露、做足深度報道、實施輿論引導等多方面、多層次，同時并舉。
    （1）媒體應提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注意適時適度搞好平衡報道，把握好報道的度。在現代社會，新聞媒介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真實、及時、全面、深入地報道食品安全事件是利國利民的頭等大事。但如果媒體對食品安全事件報道不加選擇、過于密集，將會給受眾帶來誤導，引發社會質疑。所以要注意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新聞媒體應從大局出發，平衡報道內容，切不可為一時之利，無原則地扎堆報道，將報道重心側重于曝光劣質產品、違規生產等負面信息上，這不僅是對媒體責任的褻瀆，也是對社會的不負責。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事件報道也要強調“度”的問題，過于細節化地描寫劣質食品加工細節、突出感官刺激、大肆渲染骯臟不堪的加工環境等，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夸大食品危害等，帶來社會負面效應。
    （2）媒體應提高科學審慎意識，做好信息把關人，杜絕虛假新聞與主觀報道。對新聞媒體而言，食品安全問題絕不能成為“營銷”手段，絕不能通過“爆猛料”來“抓眼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新聞記者在食品安全報道過程中，包括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對新聞源的核實和報道用語的選擇等，一定要堅持審慎的科學態度，多搜集資料，多請教相關領域的專家，力求報道的真實性。在科學調查的基礎上，對事物的整體進行全面認識，對事件進行準確、權威報道，既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傳達警示信息，又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3）媒體應杜絕食品安全報道“半拉子”現象，做到信息傳播的全面性、系統性和貼近性，進一步完善風險傳遞職能。
    食品安全報道的最終社會效益是保護公眾身心健康、引發整個社會的關注與行動、杜絕違規生產、保證食品安全。媒介首先承擔著風險傳遞的第一職能。在當前的食品安全事件報道中，最應做的是力避食品安全報道“半拉子”現象。這就要求媒體不僅應在第一時間告知公眾哪些食品存在質量問題，更應重點發布如下信息：同類食品如何明辨真偽，消費者食用問題產品后如何救助，醫療衛生專家的權威說法，如果事件發生在異地則應關注本地同類食品的質量檢查報告等，進一步增強報道的規范化和系統化，及時全面傳遞食品風險，降低社會損耗。
    （4）媒體應密切關注報道反響，及時穩定公眾情緒,進一步發揮社會心理疏導職能。作為食品安全報道的始發者或轉發者，媒體應以警醒的態度密切關注報道反響。一旦發現信息失實，應在第一時間進行信息更正與辟謠，還公眾以準確、權威的信息，及時挽回不必要的社會損失，避免公眾恐慌；一旦發現信息的社會沖擊力過大，引發社會情緒波動，乃至社會損失初現端倪，則必須要根據社會情緒的變化、企業和政府行為等及時展開追蹤報道，通過新聞調查或專家發言等，為公眾解疑釋惑，第一時間規避社會風險。另外，當前這類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如此之大，原因之一是由于公眾缺乏基本的食品安全知識，媒體有責任與義務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與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機構展開合作，及時推進食品安全知識的傳播普及。
    (5)媒體應通過議程設置，營造食品安全人人有責、積極建言獻策的社會輿論氛圍，進一步完善輿論引導功能。食品安全報道不僅要求媒體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更應依靠議程設置與輿論影響力，深入挖掘事件的社會原因并探討防范對策。
    食品安全的防范與治理依賴于公共政策的建立與完善，公共政策形成于政府、專家、大眾等各種社會角色的共同討論。媒體不僅有責任將反思食品安全政策制度缺陷作為重要議題進行呈現，引導政府部門、行業專家和普通民眾參與討論，還要為各種社會角色交流提供渠道，最終形成預防食品安全問題的合理建議。當前的食品安全報道存在止步于“告知”的通病，深層次原因的挖掘、對策的探討等相對不足，媒體有責任通過議程設置，以新聞評論、辯論會、新聞調查、專家訪談等多種輿論引導方式，總結出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相關政策、體制、法規等的缺陷，并展開討論，謀劃預防食品安全隱患的重要策略及公共政策。
    我國食品衛生監督管理制度正在日趨完善，食品安全還面臨著許多機遇和挑戰。作為青年一代的我們應該努力學習食品安全的知識，積極同危害人民食品安全的行為作斗爭。為服務人民，做出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