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安監部門為更好的幫助企業平穩過渡金融危機時期，解決企業經濟發展受阻困境，相繼出臺了“三不罰”原則，即首查不罰、隱患及時整改不罰、改進過程中不罰或未整改但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不罰。筆者認為，“三不罰”原則于情可謂用心良苦，但于理于法難以服人。

所謂于情用心良苦，是從“三不罰”原則出發點和目的而言。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成為各地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在此過程中，各個部門都在為“保增長”盡力，一些安監機構也相繼出臺了“三不罰”原則，積極采取措施加大對企業服務力度，以此想為企業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這種“人情化”的手段、為企業解決困難的良苦用心，的確令人感動。

這種措施真的能夠如愿所償嗎？我看未必。這從道理上就講不過去。其一，解決困難首要的是找出找準造成這一難題發生的原因，然后才能對癥下藥，有的放矢，采取恰當的方法加以克服。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單憑滿腔熱情，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會適得其反，好心辦好事。其二，當前企業遇到的困難，是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市場需求不足，企業產品銷售不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開啟市場，適應市場需求，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調整結構；需要政府在資金、技術、金融財政政策等方面加大幫扶力度。這些幫扶絕不是“三不罰”能夠解決的。因此，實行“三不罰”原則也不可能實現為企業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的目的。不僅如此，反而會因此縱容企業降低安全條件，放松安全管理，出現生產安全事故隱患整改放慢、整改力度下降，整改質量縮水的局面，造成安全環境的惡化。

由此可見，“三不罰”原則還與“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相違背，不符合相關的法規。其一，“三不罰”原則有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內容。罰與不罰取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取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不是自由裁量權可以隨意裁量的，即使行使自由裁量權也必須依法進行。其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相關規定，不予行政處罰的情形有以下幾種：（1）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2）違法行為在二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3）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有違法行為的，不予行政處罰，責令監護人加以管教；（4）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有違法行為的，不予行政處罰；（5）違法行為輕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處罰的，不予行政處罰。“三不罰”原則與上述五種情形不符，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原則精神。

安全生產行政處罰與經濟發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安全發展是科學發展的應有之義，安全監管、依法處罰是改變安全生產嚴峻形勢，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必要手段。任何時候任何形勢都要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政策，決不能因為金融危機經濟發展受阻就改變這一點，越是經濟環境不佳越要強化監管，嚴格執法，依法處罰，確保安全形勢穩定，為經濟社會穩定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