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礦難問題并不復雜成因也不難縷清，地方政府監管不力官煤勾結嚴重，礦主為了巨額利潤拿礦工的生命去冒險。礦工也明白下礦井的風險，但是生活所迫也不得不作出這樣的選擇。再有就是，煤礦產業結構不夠合理，大量的私有小煤礦事故多發難以監管，以及煤礦行業整體的生產設施落后安全基礎薄弱。究其原因就是在一些礦難背后，有權力介入的蹤影。權力的非正常介入，是礦山安全生產和清理整頓的一大障礙。但其最根本的背景是社會底層的勞動力定價普遍過低，以及工作機會過少。生活所迫人們不得不接受生命得不到尊重的采礦業，這無疑是令人悲哀的選擇。也恰恰是因為勞動力供過于求，采礦業根本不需要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利潤，在東北一些煤礦偽滿時期的設備還在運轉。而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屬于高能耗型，對能源的需求抬高了煤價在客觀上鼓勵礦主冒險。另外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員對政績的片面追求，權力與資本的非法勾結往往成為中央監管采礦業的重重迷障，以及法律和輿論照亮黑暗的層層遮掩。
　　似乎從我國的發展階段看，可以說礦難就是中國當前的一個現實，發展必須經歷的痛楚，某種意義上的必然。但人們在翻出西方的例子來證明這種必然的同時，似乎忽略了西方已經經歷過的解決之道足可以被我國借鑒，無論是以立法手段加強監管，還是以經濟手段加以約束，礦難都是可以避免的。但現實的意思就是你必須接受。這是多么狡詐的路徑，有關礦難能說的話都已經說了，能采取的措施似乎也都已經采取了。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然而礦難還是礦難還在發生。從歷史的社會大視野里抽離出來，拋開所有關于成因的分析和辯論，直截了當去想每年6000人的死亡，去想這6000人曾經的人生，去想700萬煤礦工人面臨的風險和正在經歷的生活。它讓人感到原始的人道痛感，它讓人感到自己身在其中的這個社會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錯。痛感的存在就是為了引起注意，就是為了警告疾病的存在。麻痹疼痛不等于消除疾病，保持疼痛才能持續關注疾病，持續關注之后才有希望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