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由于自然和人為的各種復雜因素，大大小小的災害和事故時有發生；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心理。雖然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始終都不放松安全這根弦；但事故仍是接連不斷，更給人一種“人算不如天算”、防不勝防的感覺。
　　事實上，迭生的災變更多來自人類的失誤或稱“建設性破壞”。而且，幾乎每次事故發生，采取的都是通報、追究當事人責任、停工停產檢查等手段。對此，我以為尚不夠全面，應補一補“安全文化”教育的課。“安全文化”的建設比安全措施的制定更應該提到議程上來。事故與災害本應靠技術對策加以控制，但國內外減災實踐證明，軟對策往往比硬技術更為有效。“安全文化”正是軟對策中的一種，它誕生完善于20世紀80年代末，迄今越來越受到關注和發展。

“安全文化”不僅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組織（單位）文化”的一部分。它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機制；二是在此機制下的響應。現在國際的趨向是要將看似抽象的“安全文化”概念，轉化為實用價值的“指標”。從全世界看，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開展了“全世界減災十年”活動，每年“國際減災日”的主題都在變，但惟有一點是堅持的，即“預防為先”的原則，所以聯合國倡導的安全減災的文化思考是，要在全球開展以“預防文化為主”的防災減災工作。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人類的安全觀，它決定著人們對于安全生產和安全生活的思維方式，用安全文化建構的社會系統或城市系統，似乎不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但卻是最持久的決定要素。在事故控制中推進安全文化的意義在于：第一，它是預防事故的“軟”對策；第二，它是預防事故的“人因工程”，所以是最具基礎意義的控制模式；第三，它重在系統化管理及制度建設，本質上創造著一種“人—機—環境”相協調的反危機控制思想，通過對人的觀念、意識、態度、行為等有形與無形的安全氛圍的影響，從而達到有效控制；第四，它更強調安全的準則、理念及策略，更重視與人的行為相關的一系列物態條件的安全環節的構成；第五，它在企業的創建之初，就旨在從規劃設計、建設施工、運行維護等全壽命周期各環節實施以文化為中心的安全策略。但必須看到，文化的變化是緩慢的，而且經常是難以覺察的。同樣，由于影響安全文化的因素很多，所以不用綜合尺度，而更多地從安全行為尺度、態度尺度、信念尺度等方面去衡量生產系統的安全水準將是十分必要的。